對于轟轟烈烈的反腐敗“打虎風暴”或許大家可以當熱鬧看，但對戶籍制度改革絕不會用看熱鬧的心態(tài)來對待，人們異常關切，討論最為激烈，期盼和訴求也最多，事關數億農民和幾億外出務工人員的切身利益，這些年“外地戶口”成為阻礙和限制人們享受公民最基本權力、公共福利、社會保障的攔路虎，戶籍制度作為計劃經濟時期的產物，其世襲性決定的社會分工、等級差別和財富、福利分配的不公平，導致城鄉(xiāng)二元結構差異越來越大，社會資源不是由市場來決定，而是由政府根據城鄉(xiāng)分割管理的原則進行配置，這與當前的市場經濟環(huán)境格格不入。如果戶籍制度不改則城鄉(xiāng)矛盾和社會矛盾會越來越突出。這次戶籍制度改革正是基于此而深度改革，也贏得了民心。
這次戶籍制度改革之所以在國內引起歡騰，主要是戶籍制度改革將引起中國深層次的變革，公民權力和公民意識將會崛起，各種要素資源將會流通和交易，各種行政限制性措施減少后市場將發(fā)揮更大的作用，中國經濟活動將從“以GDP”轉向“以人”。戶籍制度改革將會進一步釋放勞動力的價值，也會穩(wěn)定人心。這次改革的核心是讓所有人享受平等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戶籍二元割裂的背后其實是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的差別，這次取消了農業(yè)戶口與非農業(yè)戶口的區(qū)分，統(tǒng)一登記為居民戶口，將在制度和政策上消除“二等公民”，但要真正消除二元分化的差距還需要一個過程。由于過去長期“以農補工”造成的財富失衡不可能迅速改善，資源反哺需要一個過程，況且農民戶口轉成與市民一樣的居民戶口，還需要公共財政大量投入，需要完善其配套福利和公共服務，享受與城市居民平等的公民權力，這也是此次戶籍制度改革的內涵，而不是簡單地換一個戶口本。
此次國務院印發(fā)的《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明確規(guī)定，將農業(yè)轉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納入社區(qū)衛(wèi)生和計劃生育服務體系，提供基本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把進城落戶農民完全納入城鎮(zhèn)社會保障體系，在農村參加的養(yǎng)老保險和醫(yī)療保險規(guī)范接入城鎮(zhèn)社會保障體系，完善并落實醫(yī)療保險關系轉移接續(xù)辦法和異地就醫(yī)結算辦法，整合城鄉(xiāng)居民基本醫(yī)療保險制度，加快實施統(tǒng)一的城鄉(xiāng)醫(yī)療救助制度，一張身份證就可以在全國任何地方都可以獲得基本公共福利，從而剔除地域差異背后的歧視性政策。
香港居民可能不會感受到戶籍制度的差異和差異背后的焦慮，也很難理解內地戶籍制度改革的意義。在香港只有居民與永久居民的差異，不會因為出生地不同而被制度性歧視，僅僅是居住年限的差異而已，并沒有身份和公共福利的太多差異。但在內地不同，出生地決定了很多差異，直接導致在教育、醫(yī)療、就業(yè)、社保等諸多差異，戶籍成為名正言順排他性、歧視性的工具，有時甚至成為權力尋租的工具。比如內地居民要來香港旅游，必須要回戶口原籍去辦理港澳通行證，通行證上的“個簽”與“團簽”也是由出生地和戶籍來決定的，個簽是免費過關，但團簽必須要交一筆“過關費”、被撮合成團過關。顯然，門檻和差異往往就變成了人為尋租的工具。再比如中國在全國推行的九年義務教育，理論上所有人都有權力享受免費的義務教育，但由于戶籍制度的排斥，使得外地戶口必須要繳納幾萬、甚至幾十萬元的“贊助費”，否則就得打回原籍，外地戶口在當地工作人員的子女很難獲得與本地居民同等的義務教育權力，于是“買賣戶口”就成了公安部門和個別人的一道生意。這顯然是不合理的，這也是中國戶籍制度的弊病所在。
此次戶籍制度改革后，大城市的戶口依然還會搶手和稀缺，主要是戶口背后的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比小城鎮(zhèn)多。像北京這樣的特大城市無論在醫(yī)療、教育等方面均比小城鎮(zhèn)有優(yōu)勢，當然如果不在北京居住和工作，人們還是會就近選擇這些公共服務，而不會舍近求遠，所以用戶籍來限制和排他恰恰是在排斥這個城市中的貢獻者。此次戶籍制度改革雖然鼓勵農民落戶城鎮(zhèn)，但對特大城市落戶依然要嚴格限制，將以更加人性的積分制來替代戶籍排斥，但也能讓人理解，畢竟大城市人口眾多、資源有限，需要過渡性的緩解措施。從廣州、深圳、上海的積分經驗來看，積分制有一定的合理性，積分分值主要考量工作年限、居住年限、參加社保的年限、專業(yè)技能等指標，這顯然相對合理和有盼頭一些，但也不能太過苛刻，避免成為高精尖人才的落戶機制。畢竟一個城市除了需要高端人才也需要保姆、廚師和保潔等基礎工作人員，因此積分制也要且行且修正，避免一刀切。
從目前釋放出來的情形來看，戶籍制度改革的意義無疑是積極的，改革的紅利值得期待，但在執(zhí)行時要防止走偏，要防止地方基層借戶籍改革之名剝奪農民土地。
作者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