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結就是力量，這話放在老一輩革命家、教育家華崗身上，再合適不過。
1925年加入共產黨的華崗很早就從事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工作。他當過教師，那時的教師身份，是掩護。比如1941年春，華崗來到西康省省會雅安，便以中學教師的身份作掩護，多次與省主席劉文輝長談，勸他棄暗投明。劉文輝決定設立電臺與延安和中共南方局直接聯(lián)系，就是華崗直接推動的結果。
1943年夏秋之交，華崗又到昆明，這次，他以云南大學教授的身份作掩護，一邊講授《社會發(fā)展史》和《中國社會思想史》，一邊對云南軍政上層和高級知識分子做統(tǒng)戰(zhàn)工作。他對時局高屋建瓴的見解，鞭辟入里的分析，使“云南王”龍云極為折服。
解放戰(zhàn)爭后期，西康省主席劉文輝、西南軍政副長官鄧錫侯及龍云親信、云南省主席盧漢等人相繼起義，這里面，少不了華崗的功勞。
建國后，華崗擔任山東大學校長，短短5年，把這所三校合一、背景錯綜復雜的學校捏合成一個整體。世人公認，正是華崗主政期間，山東大學由一所規(guī)模較小、不太知名的國立學校一躍而為規(guī)模頗大、學科門類齊全的知名大學，并且形成了以文科見長的辦學風格和特色。
法寶？還是團結。
看看當時山東大學的領導班子：兩位副校長童第周、陸侃如都是民主黨派，當時政治運動不斷，為了充分發(fā)揮兩位副校長的作用，華崗把行政、教學、學術等工作的管理全部交給他們，實行分管校長負責制。由于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信賴，童第周、陸侃如工作非常愉快。當時童第周還有調往北京工作的機會，但他堅持留在山大，也與此有關。
還有從齊魯大學來到山大的著名歷史學家張維華。
張維華曾擔任“庚子賠款”管委會委員�！叭次宸础逼陂g，張維華因此惹上麻煩，原單位派人來，說他有政治問題、經濟問題，要把他帶回濟南審查。山大黨委開會研究，有人已經表示同意，但華崗不同意。
他說：“齊魯和山大都受共產黨領導，都執(zhí)行黨的政策，現在張先生已經是山大人，身負教學任務，沒有必要再轉回原單位，請他們把有關材料轉來山大吧。”
這一頂，就讓張維華免遭一難。
一般人搞團結，到這一層，也就了了。精神上包容你，行動上支持你，還不夠嗎？
對華崗來說，不夠。他高明就高明在，他還要做一個“場”，讓這些學界大腕兒，都能在這個“場”里戮力同心，同舟共濟。
這個“場”，就是那份著名的《文史哲》。
1951年5月，華崗拿出500元自費創(chuàng)辦《文史哲》雜志并任社長。它的創(chuàng)刊在全國引起轟動：一是由于《文史哲》的創(chuàng)辦，在全國高校中是頭一家；二是由于《文史哲》的學術風貌和全新的理念，代表了新中國學術發(fā)展的方向。華崗雖工作繁忙，卻幾乎每期都有文章發(fā)表，并親自編審稿件。由于他和編委們的努力，《文史哲》成為全國極有影響的刊物。它直接介入中國學術界長期爭論卻懸而未決的學術問題，引起學者們廣泛關注，不僅校內專家多次投稿參加，而且還吸引校外的大批知名專家學者前來爭鳴討論，甚至蘇聯(lián)、日本、印度尼西亞、印度等多個國家的學者都來函索購。山大的黃金時代，《文史哲》功不可沒。
感情留人待遇留人，事業(yè)，也要留人�。�
只是，隨著政治風暴的到來，華崗得心應手的“團結”，最后卻成為令他陷入囹圄的“罪狀”。1972年5月，飽受折磨的華崗留下一句“歷史會證明我是清白的”，含冤去世，遺容面無血色，怒目圓睜。
1980年3月28日，*正式批準為華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7月5日，山東省委在濟南英雄山烈土陵園為華崗舉行隆重平反昭雪追悼大會。如今，華崗的雕像矗立在山大校園里，雕像右手微微揚起，對山大，這位老校長似乎還有說不完的話。
